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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7

影響深遠!最高法“亮劍”證券司法審判難點,涉及場外配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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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涉及資本市場諸多法律疑難問題的司法突破來了!

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簡稱“《紀要》”),其中諸多內容與資本市場息息相關,解決了目前資本市場執法部門急需明確的場外配資、上市公司對外擔保、對賭協議、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等重要法律問題!都o要》作為統一裁判思路,增強民商事審判的公開性、透明度以及可預期性的重磅文件,法律界人士稱之為民商事法的“重磅炸彈”。

影響深遠!最高法“亮劍”證券司法審判難點,涉及場外配資、對

圖片來源:攝圖網

重點提要

1.  場外配資合同是否有效?

——場外配資公司跟投資者的借款合同是無效的、不能要求利息、不能分享收益。

2.  上市公司對外擔保是否有效?

——債權人根據上市公司公開披露的相關決議信息訂立的擔保合同有效,未見公告則合同無效。

3.  證券虛假陳述訴訟

——審理方式創新,試點“代表人訴訟”。

4.  與目標公司對賭是否有效?

——不再認定此類對賭協議當然無效,具體審查兩類條件。

5.  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

——“史上最嚴銷售規定”。

6.  讓與擔保

——融資融券等產品已實質適用了讓與擔保制度,本次從司法層面彌補了制度缺陷。

7.  民商事審判支持證券行政監管

——法院審判時,將充分尊重證券規章、規范性文件及交易規則等。

8.  信托資管等金融創新

——資管產品保底或者剛兌條款一律無效;2020年底前仍認可通道業務效力。

場外配資

1. 除依法取得融資融券資格的證券公司與客戶開展的融資融券業務外,對其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與用資人的場外配資合同,人民法院應當認定為無效。

2.場外配資合同被確認無效后,配資方依場外配資合同的約定,請求用資人向其支付約定的利息和費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 配資方依場外配資合同的約定,請求分享用資人因使用配資所產生的收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 用資人以其因使用配資導致投資損失為由請求配資方予以賠償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讀:

最高法院2019年6月20日發布的《關于為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第12條已經明確規定,對未取得特許經營許可的互聯網配資平臺、民間配資公司等法人機構與投資者簽訂的股票配資合同,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商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湯欣表示,原來各地法院對于場外配資合同的效力判定不一,導致法律適用存在不確定性,本次規定到位以后,預計會大幅增加配資方的風險和責任,從而實質性減少場外配資的現象。這與證券監管部門打擊場外配資形成了合力。

上市公司對外擔保

1. 公司對外擔保行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單獨決定的事項,必須以公司股東(大)會、董事會等公司機關的決議作為授權的基礎和來源。

2. 法定代表人未經授權擅自為他人提供擔保的,構成越權代表。此時,合同效力的認定原則為:債權人是善意的則合同有效,反之則合同無效。

何為善意?

在提供關聯擔保的情況下,債權人應當提供證據證明其在訂立合同時對股東(大)會決議進行了審查,決議的表決程序符合《公司法》第16條的規定,即在排除被擔保股東表決權后,該項表決由出席會議的其他股東所持表決權的過半數通過,簽字人員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在提供非關聯擔保的情況下,只要債權人能夠證明其在訂立擔保合同時對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會決議或者股東(大)會決議進行了審查,同意決議的人數及簽字人員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就應當認定其構成善意。

3. 針對上市公司專門規定(第22條),債權人根據上市公司公開披露的關于擔保事項已經董事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通過的信息訂立的擔保合同,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有效。

解讀:

上市公司違規對外擔保嚴重侵害公司及中小股東利益,是資本市場的一大“毒瘤”。該規定為治理上市公司對外違規擔保亂象提供了有力支撐。

湯欣表示,違規擔保屢禁不止的深層次原因是,一些上市公司仍然存在通過擔保向控股股東、實控人輸送利益的情況,屬于對上市公司的掏空。判斷違規、越權擔保行為的效力,要綜合平衡債權人(擔保權人)和上市公司(擔保人)及其中小股東的利益,并且要嚴厲追究支配上市公司從事違規擔保行為的董事、高管、控股股東或實控人的責任。

證券虛假陳述訴訟

虛假陳述訴訟是當前證券民事訴訟里最多的一類,《紀要》對此類案件審理有諸多完善。

1.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對于需要借助其他學科領域的專業知識進行職業判斷的問題,要充分發揮專家證人的作用。

2. 試點“代表人訴訟”審理方式:有條件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選擇個案以《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代表人訴訟方式進行審理,逐步展開試點工作。

解讀:

湯欣表示,本部分主要亮點在于最高法院開始探索證券虛假陳述案件審理方式創新,激活民訴法第54條。以往民訴法第54條規定的“起訴時當事人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基本沒有實踐,原因之一在于此種訴訟在原告范圍認定、投資者權利登記、代表人推選、執行款發放等具體工作方面存在現實困難,管理工作量較大,未來法院有望獲得監管系統在信息技術審判輔助平臺和市場基礎設施方面更大力度的配合,有可能激活此種代表人訴訟。另一方面,監管機構正在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的建設,未來的具體制度設計和效果尚待觀察。

國浩律師事務所(上海)朱奕奕律師則表示,《紀要》第83條對代表人的選任作出明確:在當事人無法合意選定代表人的情況下,法院可與當事人商定代表人,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過往代表人選定的難點。

3. 揭露日和更正日的認定:原則上,只要交易市場對監管部門立案調查、權威媒體刊載的揭露文章等信息存在著明顯的反應,對一方主張市場已經知悉虛假陳述的抗辯,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解讀:

揭露日和更正日的確定,直接涉及適當原告范圍,該日期非常重要。本次《紀要》一定程度上將監管部門立案調查日納入揭露日的認定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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